李云新 程颖|重嵌：乡贤治理形成的社会网络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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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云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程颖，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二期第130至第140页

重嵌：乡贤治理形成的社会网络机制分析

摘要

 Abstract

作为传统自治主体，乡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展现出新的时代价值。乡贤治理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对鄂北L湾乡贤治理个案的追踪调研，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构建“脱嵌—再建—重嵌”时序性分析框架，对乡贤治理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L湾乡贤治理经历了外出务工经商群体脱离乡土社会网络、乡土网络在城市中再建、乡贤返场重嵌乡土社会网络的过程，最终形成集中、公认、有力的兼具内生性和嵌入性的治理权威。依托乡土关系在城市中再建的外出务工经商群体网络，以情感符号重嵌乡村文化网络，以资源反哺重嵌并激活乡村经济网络，以乡贤权威重嵌乡村治理网络，推动乡贤治理的形成。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城乡间流动的乡贤群体在城市找到合适位置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是实践中值得探索的重要方向和理论上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Key words

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社会网络；乡贤

一、问题的提出

以乡贤为载体缔结乡村社会秩序是古代基层治理的重要传统。乡贤治理在现代社会展现出新的时代价值，被视为解决“大国家，小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作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型治理样态，乡贤治理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具有内生性的主体，乡贤广泛存在于我国乡村地区，但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具有很强的地域差异性。乡贤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主体性力量的潜力还有待实践上的进一步挖掘。已有乡贤治理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是乡贤群体的历史渊源与概念界定。学界对乡贤的概念界定根植于对中国古代传统乡绅的研究，古代传统地方治理有着“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特征。乡绅具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双重身份，是地方自治的主导者。乡贤文化始终根植于中国人地缘身份认同的“嵌套向心”式结构和“报本反始”精神中，在我国传统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具有深刻的内在合理性。新时代乡贤与传统乡绅形式上具有某种历史连续性，但在准入标准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学界主要从财富积累、道德要求、公共服务三个角度对现代乡贤进行界定。

其二是乡贤治理的实践模式与内在逻辑。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乡贤主要以个体形式被吸纳于村民自治体系中。部分地区对乡贤治理进行了组织化探索，代表性的实践模式有三种：一是在基层政府领导之下成立的、为政府出谋划策的乡贤参事会；二是独立性较强、作为补充性自治力量的乡贤理事会；三是组织不稳定、目标单一、与基层政府联系薄弱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在研究乡贤治理实践模式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对乡贤治理的内在逻辑进行追问。在行动视角下，乡贤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凸显其公益属性和民间认同。在权威视角下，乡贤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形成集中有力的乡土权威，以及该权威是否具有嵌入性和公共性。网络视角整合了行动视角与权威视角，将行动者网络构建及运行视作乡贤兴村的关键逻辑。在网络视角下，乡贤以身份、资本和观念等多重逻辑嵌入乡村经济社会场域。

其三是乡贤治理的功能与现实困境。在城乡发展面临着农业生产、乡村发展和城乡转型等诸多问题的严峻挑战下，乡贤治理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在政治方面，乡贤作为“乡政村治”格局下的补充性治理力量，可以通过自治下沉来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在文化方面，乡贤治理有利于营造文明乡风，以优秀地域文化引领道德风尚；在经济方面，乡贤群体中经济能人可以为乡村发展带来紧缺的经济资源，同时还可以通过与政府衔接来推动扶贫项目的设立、落地与运营，从而帮助地方脱贫；在社会整合方面，乡贤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有利于调解矛盾、促进和谐，在基层治理结构中起到行动主体衔接作用。在产生良好治理效能的同时，乡贤治理也存在着多重困境。首先，乡贤存在功能的局限性。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是乡贤治理的重要功能，但村庄公共产品的生产需求具有阶段性和有限性，因此，乡贤治理会阶段性地面临着效能与合法性下降的风险。其次，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始终面临着“精英俘获”的风险，具有过度和不当参与村治的可能。最后，乡贤理事会内部运行机制不畅，呈现出融合难、效果不佳、留不住等突出问题。上述困境严重制约着乡贤治理的有效性，其解决需要进行制度层面的优化设计和边界空间的清晰化，加快形成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已有研究对乡贤的界定比较宽泛，既包括和传统乡贤一样具有内生性的在场乡贤，也包括外部嵌入的、热心投入乡村建设的人士。本研究所关注的乡贤群体主要源自兼具内生性和嵌入性的外出务工经商群体，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既“在场”又“不在场”。“在场”是指他们与乡村社会网络有着紧密联系并且会经常返乡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不在场”是指他们并未彻底返乡，职业和日常居住仍以城市为主。外出务工经商群体“返场”以乡贤身份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鲜明的不同于传统乡贤的新乡贤特征，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相关研究多从单一时间截面对乡贤治理进行探讨，缺乏对其动态发展过程的关注，无法回答城市化背景下离乡务工经商群体为何离场又如何返场、在当下普遍空心化的村庄中乡贤治理如何形成等问题。事实上，乡贤在改革开放后的“离场”与“返场”具有内在时空连续性。以动态视角研究乡贤治理的形成，对探索乡贤治理的实践模式与效能转化具有追本溯源的作用。因此，本文以时序逻辑对乡贤治理进行动态跟踪，溯源乡贤治理的形成机制，并展现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网络嵌入与重塑乡土社会的过程，将乡贤治理研究与城乡流动等议题建立联结，在更深入的乡土情境与理论对话中讨论乡贤治理形成的过程和机制。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乡贤治理的形成既是乡贤自主选择参与乡村治理的结果，同时又深受乡村场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关注中观层次的社会网络理论将微观主体行为和宏观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强调社会网络变迁的动态性特征，对本研究探讨乡贤治理的形成机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一）理论基础

社会网络理论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网络是指个体所拥有的一切社会关系或社会联系，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强度取决于成员的异质性、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状与社会关系的连接纽带。社会网络理论研究主要从“互动”、“嵌入”和“变迁”三个维度展开。“互动”维度的研究强调理性，认为个人出于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理性动机而进行的个体互动将会影响社会关系系统。“嵌入”维度的研究强调结构，认为社会网络由社会结构决定，个体行动被嵌入到具体的、不间断的社会关系中。“变迁”维度的研究将“社会关系结构”“个人互动”和“社会网络”置于同一框架下，强调社会网络变迁是个人互动与社会结构共建的结果。

学者们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对我国乡村治理进行研究多是从“互动”和“嵌入”两个维度展开。“互动”维度的研究强调个体理性和选择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侧重于研究乡村治理中微观主体借助关系网络来提供公共物品或供给制度的基本过程，倾向于分析乡村社会网络对村干部、乡贤等获取资源的积极影响。“嵌入”维度的研究强调结构对于社会网络构建的制约作用，侧重于研究乡村社会网络结构对行动主体的推动与约束，分析外部因素对村干部、乡贤等主体行动的影响。相较于已有研究关注社会网络特定时空状态下的结构和互动，本研究更为关注“变迁”维度的社会网络动态性过程和机制，试图弥合和超越“互动”和“嵌入”，搭建分析乡贤治理动态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网络的根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其中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社会关系是以血缘为枢纽的宗族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熟人”社会网络逐渐转变为村民小组之间的“半熟人”社会网络和自然村落内的“弱熟人”社会网络。这种转变虽降低了村庄社会网络的整体强度，但使其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更广的覆盖范围。在城乡融合背景下，社会网络变迁是理解我国乡村治理和人口流动的重要切口。离乡务工经商群体通过对社会网络进行“差异化复制”来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乡村社会网络具有超乎想象的开放性，突破了传统地理边界，形成了跨越城市、乡镇与农村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理论为研究新型城乡关系中乡村发展内生性治理力量提供了重要框架，不仅有利于解析当下多重社会网络交织的乡村社会场域，还为理解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提供了理论工具，有利于把握乡贤治理形成的关键机制。

（二）分析框架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认为乡贤治理的形成过程与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城乡流动中社会网络的变迁过程高度相关。离乡务工经商群体“脱嵌—再建—重嵌”的社会网络变迁（图1）是驱动乡贤治理形成的关键机制。“脱嵌”是指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外流脱离乡土关系网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开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谋生，逐步脱嵌于乡土联结，乡土社会网络整体也逐渐式微。“再建”是指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的活动场域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初级社会网络受到现代性互动的再塑，在城市场域中再建，生成复合型社会网络。这一过程虽然发生在城市场域，但直接影响离乡务工经商群体是否会回到村庄、将会以何种方式回到村庄。“重嵌”指在非正式制度的内在驱动和政府的外在推动下，离乡务工经商群体以乡贤的身份重新镶嵌于乡土社会网络，回归乡村来参与基层治理。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社会网络的“重嵌”既强化了乡贤与乡村的联结，又强化了乡村内部社会网络基础，从而推动了村庄治理转向多元共治的权威结构，实现有效的协同共治。因此，“脱嵌—再建—重嵌”社会网络变迁分析框架有助于把握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离场又以乡贤身份返场过程中的行为转向、网络变迁与结构转型。这一分析框架要求拓展现代乡贤治理研究范畴，在时间维度上，从只关注当下治理的时间截面回溯至关注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社会网络的缘起；在空间维度上，从单独观察乡村场域拉宽至探寻城乡二元场域及其融合流动，以揭示城乡融合背景下乡贤治理形成的动态连续过程和内在本质特点。脱嵌与再建的过程中乡土社会网络产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乡贤返乡重嵌乡土的过程与结果？乡土社会网络的变迁如何形塑多重社会网络？重嵌过程如何通过网络变迁生成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些问题需要结合乡贤治理的实践样态进行深入探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研究强调社会网络变迁是推动乡贤治理形成的关键机制，乡贤治理的形成过程同时又是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社会网络变迁的过程。因此，本研究将乡贤治理的形成机制界定为乡贤治理形成的社会网络机制，以更加凸显社会网络变迁的动态性特征及其在乡贤治理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三、案例描述：鄂北L湾乡贤治理的形成过程

本研究基于笔者2018年7月至2020年1月对鄂北X村L湾的追踪调研，深入乡贤治理的具体情景，着重探究乡贤治理形成的社会网络机制。L湾乡贤治理的形成经历了长期探索，包含离乡务工经商、自发建设和治理转型三个阶段。L湾通过乡贤治理突破了资源匮乏和人才流失困境，使村湾自治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离乡务工经商阶段：乡城流动中的 “帮带”传统

L湾位于湖北省北部的丘陵地区，是由村民小组发展而来的自然湾，户籍人口185人。从1976年开始，L湾开始陆续有青年外出务工经商。据统计，截至2020年，L湾所在的X村在籍的1816人中，已有596人外出务工，留在村庄的多为老人和儿童，少有中青年群体。在离乡务工经商过程中，L湾形成了“帮带”传统。1976年，在外出务工被严格限制的时代背景下，李兴平向小队缴纳“罚款”后，成为村湾第一个离乡务工经商者，在省会城市贩卖手工制品。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备的关系社会中，李兴平是村湾社交网络中与城市的唯一节点，成为村民借以向外流动的桥梁纽带。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松动和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农民离乡务工经商的制度性障碍。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农民迎来了大规模离乡务工经商的契机。L湾村民离乡务工经商的意愿不断增强，开始向李兴平及家人寻求外出机会。李兴平开始以经销商的形式接纳村里的投靠他的年轻村民共同创业。此时，李兴平将主营产品从日杂百货转向了钢材建材，带领他们向通山、咸宁、罗田、孝感等地拓展业务。随着创业规模扩大和机会增多，离乡务工经商者逐渐“自立门户”，但是相互间仍保持着密切的信息沟通和业务往来。

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第一代务工者在建筑装修、水电等行业逐步获得了市场积累并掌握核心资源。拥有经济资源且对乡村抱有深刻情感的早期离乡务工经商者持续“帮带”村湾投奔他们的青年人。依靠熟人关系获得信息和资源是L湾绝大多数中青年人事业起步的方式。外出务工经商群体以“帮带”方式实现阶梯式发展。L湾村民的经济条件也因规模化离乡务工经商而得到普遍改善。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的经济资源尚未反哺村湾建设，L湾的建设和发展仍面临资源匮乏和空心化困境。

（二）自发建设阶段：“帮带”网络引领下的资源反哺

2007年，L湾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开始在核心人物的带领下反哺乡村，进行自发建设探索。在“帮带”网络引领下，受帮带者基于“报本反始”的心理不仅对私人关系进行回报，还积极响应核心人物的号召，成为投身支持村湾建设的新乡贤。L湾乡贤以团年饭为契机，开展了举办“土春晚”、修建文化中心、修路挖塘等一系列活动，为建设村湾持续输入资源。短短几年时间，乡贤群体从最初的三人迅速扩展到十八人，涵盖了本湾大部分家庭。截至2019年，L湾乡贤为乡村自发建设累计投入一百七十八万元（表1），建设方向覆盖文化活动、公共服务、乡村产业等领域。

（三）治理转型阶段：全面参与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化转型

由于村湾建设的积极成效和村湾面貌的显著变化，L湾自发形成的乡贤治理引起基层政府注意。2016年，L湾在基层政府指导下正式成立乡贤理事会，乡贤群体从单一参与村庄公共设施建设转为全面参与乡村振兴，持续参与村庄建设、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L湾乡贤治理进入组织化转型新阶段。

首先，乡贤理事会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方式得以成型。在自发建设阶段，乡贤们多以口头约定的方式选择1-2人作为负责人，其他人则“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共同辅助负责人的工作。乡贤理事会正式成立之后，乡贤治理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流程逐渐规范化。乡贤理事会设立理事长职位并将其作为年度主要负责人，同时设置乡贤书记岗位，强化党建引领并全职负责日常活动的开展。志愿加入乡贤理事会的积极分子提交“入贤志愿书”并接受审核。乡贤理事会以年为单位设定乡村建设目标并在公示后开展活动。

其次，乡贤理事会主导成立专业合作社来发展产业、扩大公共资金来源。随着乡村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单纯依靠乡贤出资的公共建设无法持续。2017年末，乡贤理事会在基层政府引导监督下成立专业合作社，以期在带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为村湾建设提供可持续资金来源。合作社加强了村湾的利益联系，为乡村产业持续增值提供可能。

最后，乡贤全方位参与村湾自治，在筹备村民小组会议、组织村民进行意见表决与集体行动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基层政府和村两委也经常参加乡贤组织的村湾公共活动，通过乡贤群体来了解村庄和村民情况。乡贤成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纽带和沟通桥梁。乡贤群体还在调节化解村湾社会矛盾纠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凭借其影响力成为村民依赖和信任的村治权威。

四、案例分析：乡贤治理形成的社会网络机制

乡贤治理与改革开放后城乡结构演变和乡城人口流动的阶段性特征高度关联。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松动，大量乡村人口外流到城市务工经商，脱离乡村场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在城市中逐渐站稳脚跟并融入城市经济社会体系。随着城乡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乡城人口流动开始从单向转向双向，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开始返乡，并以乡贤身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L湾为深入探究乡贤治理形成机制提供了可供溯源的良好样本。L湾乡贤治理的形成深嵌于离乡务工经商群体乡城流动中的社会网络变迁之中。L湾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的活动场域虽然经历了乡村到城市的转移，但场域改变并未冲散他们之间的联系，反而进一步促使他们建立次级关系网络，经过四十余年的演化变迁，最终重嵌乡土社会网络。

（一）脱嵌：人口外流脱离乡土社会网络

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松动，人口外流使乡村发展面临着劳动力外流、村庄逐渐空心化等现实困境。L湾人口外流有其深刻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基础。这一过程并非个体流动的简单叠加，而是群体脱离乡土社会的深层网络脱嵌，对乡村治理和乡土社会网络产生了深层影响。

1.主体缺位：人口外流与治理困境恶性循环

社会流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依照社会结构的分配与依照个人特质的分配之间的不一致。对于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村民而言，匮乏的土地资源、弱质性的农业与落后的工业发展难以使其劳动价值得到回报，高速发展的省会城市与物资匮乏的乡村形成鲜明对比。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有着巨大吸引力，使得青年群体逐渐离开发展滞后的村湾。人口不断外流、人口结构严重失衡使得L湾呈现老龄化、空心化的态势。

离乡务工经商群体“脱嵌”乡土社会网络所带来的治理困境，表层体现在行动主体的暂时流失，深层体现在网络弱化与资源匮乏的恶性循环。L湾所在的X村是典型的分散型村庄，原子化程度高，村庄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载体和集体行动的能力。人口外流导致村庄人际关系的强度弱化与密度疏化，村庄薄弱的社会网络基础进一步被削弱。在离乡务工经商群体逐渐脱离乡土社会网络并流向城市的同时，村“两委”的行政化导致乡村行政网络也逐渐脱嵌，加重了L湾的治理危机。一方面，村庄缺乏改善公共设施的物质条件，导致村居环境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村庄内部行动和认可单元缩小到家庭内部，乡村社会本土网络联系愈加松散。乡城流动的准入机制在户籍身份和集体利益方面体现为典型的单向流动机制，L湾资源匮乏与人口外流的情况不断循环加剧，社会资本持续弱化。

2.关系流动：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借助先赋性社会关系进入城市场域

在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是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在微观视角下，个体的城乡流动不是原子化的孤立行动，而是依托“关系”牵线搭桥的群体互动。L湾村民依托信息桥借助先赋性社会关系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社会流动客观上可以分为市场途径、计划分配途径和社会网络途径三种。在流动初期，由于计划经济解体且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全以及计划分配途径与市场途径暂时失效，L湾村民主要依靠社会网络进行社会流动。拥有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的离乡务工经商者会帮助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参加外出工作，前者为后者提供工作机会、传授业务知识、介绍人脉资源，后者为前者提供可信赖的劳动力。后者“自立门户”后两者仍然保持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市场信息这一重要资源通过社会网络进行流动。乡土社会网络的亲戚、熟人、邻居等基于血缘与地缘的非正式关系，成为村民离乡务工经商的原始社会资本。如最早外出务工者李兴平所言：

“我原来是老板，我带着他（指同湾后辈），或者把他推荐出去到别人那里去当徒弟。做生意，都是我们把他们带出去之后，他们学熟了学会做了，把外面的关系搞好了，自己也可以当老板了。”（访谈资料：A20200111）

L湾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的脱嵌虽然造成了村庄主体流失的治理困境，但是借助先赋性社会关系的流动方式使得他们只是暂时脱离乡村场域，并没有完全脱离乡土关系。脱离L湾农业生产的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在城镇的工作领域集中于钢材业与水电业。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的流动逻辑决定了这一群体从业的聚集，同时使得旧的社会网络在新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生产中发挥作用。以先赋性社会关系进行流动成为乡城人口流动的群体规律，这势必会形塑群体内的交往与行动特征。脱嵌过程依靠乡土社会网络进行流动的内在逻辑为未来社会网络的重嵌奠定了基础。

（二）再建：离乡务工经商群体依托乡土关系在城市中共建社会网络

随着交往的深化，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的主要活动场域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他们既通过业务往来在城市中强化现代性关系，同时也通过反哺村庄等方式兼顾传统社会关系。根源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乡土社会网络得到了业缘关系重塑，在城市中进入“再建”阶段。

1.构建逻辑：依靠次级关系在城市中进行网络构建

流动人口虽然在生理适应方面与城市户籍人口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身份认同、社会适应、经济融入和心理融入等方面遭遇难题。为了在城市中互助获取经济效益与社会认同，L湾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在经历了“帮带”过程而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后，仍然会在相互间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业务往来。群体间的互助既包括显性互助也包括隐性互助。在显性互助方面，创业者在自立门户后仍然会在提供货源、介绍客户、销货运输、周转资金等方面密切联系；在隐性互助方面，务工经商群体在城市中保持着频繁的线上交流与线下聚餐，紧密的情感联系和身份认同促进外出务工经商群体在城市场域获得经济融入与心理融入。如李兴平所言： 

“一起做生意对双方都有好处。一个人去做生意，在外面（指在城市）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货。假如说我这些伢儿们（指年轻人们）一起做，只要有生意就先答应着，我没有货到你家里去拿些货、缺点钱我先给你拿点钱，出了事也有个商量的人。不然在外头做事，别人哪个晓得你是谁呢？”（访谈资料：A20180718）

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社会网络向以业缘关系为核心的次级社会网络转变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网络在“帮带”中经历了“差异化复制”的变迁。“带”的过程取决于地缘、血缘的先赋性社会关系，而“帮”的过程则在城市场域中新建立的次级社会网络中进行互动。次级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并不取决于初级网络中的亲疏关系，而是取决于业务往来的收益，受业缘网络中个人的工作领域、能力、人品等因素影响。转移到城市中的离乡务工经商群体围绕核心网络先融入离乡群体“小圈”，再借此融入城市商业网络的“大圈”，形成了新的嵌套向心式结构。离乡务工经商者之间不再仅以血缘、地缘关系的逻辑往来，而是在保留初级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受到业缘关系重塑，形成复合型次级关系网络。这使得原本式微的村庄社会联结在城市变得更加紧密。

2.作用逻辑：工具性逻辑与情感性逻辑共同作用

在“带”与“帮”的循环往复中，“帮带”成为L湾离乡务工经商者发展事业的传统模式。“带”为青年人的进入和生存提供支撑，“帮”又在新人生存和发展后进一步扩大了彼此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由同乡、亲戚、生意伙伴三重关系交织的社会网络中，“互相搭把手”是离乡务工经商群体默认的行动规则和非正式制度。

再建网络“帮带”的非正式制度既由经济理性驱动，也受到地缘身份认同以及情感性逻辑的影响。一方面，正是由于L湾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的社会特征具有同质性、利益具有共荣性、信息具有异质性，“帮带”网络才得以形成并且不断发展。由于核心人物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L湾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的工作领域集中在钢材与水电领域，实现了经济规模化发展和领域互补。社会网络为离乡务工经商群体提供以信息、关系和物资为主的物质流资源。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虑，外出务工经商者有动力维系并扩大城市中的乡土社会网络。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也会为离乡务工经商群体提供以归属感为主的情感流资源。离乡务工经商群体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彼此间享有同质的社会身份并拥有更多的情感共鸣。通过构建同乡的关系联结，离乡务工经商群体间的乡土网络联结为他们提供在异乡难以得到的身份认同与心理融入。社会网络的运转和维持既依靠规模经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依靠信念、情感、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得益于特殊的群体构成与制度基础，离乡务工经商的群体网络与村庄保持着“离土不离乡”的距离，始终将L湾视作群体的归属。

（三）重嵌：乡贤返场回嵌乡土社会网络

在社会网络非正式制度的内部驱动以及政府的外部推动下，离乡务工经商群体以乡贤身份重新融入乡村多重网络并参与村庄治理。与脱嵌与再建阶段的完全自发性不同，乡贤与乡村的互动受到基层政府的影响，逐渐从自发的情感嵌入转向政府引导下的治理嵌入。乡贤返场回嵌乡村社会网络的过程需要考虑村庄治理在文化、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多重社会网络嵌入。

1.情感嵌入：以情感符号重嵌乡村文化网络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组织与调动乡村内生力量的过程。在重返乡村场域的初期，乡贤与村庄实际事务的联系并不紧密，但其群体交往和行动规范并没有脱离乡土社会。基于乡缘乡情的情感支持是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网络的重要联结。乡贤具有“报本反始”的返乡意愿，乡村社会网络也接纳乡贤作为内生性主体的身份。村湾与乡贤双向的情感嵌入是重嵌乡村文化网络的关键。

情感联结是乡贤群体初期回到村湾开展活动的基础。乡贤回归乡村的前期通过情感活动嵌入乡村文化网络中，发展出与离乡务工经商群体阶段性回流的特征相适应的文化活动。春节是每年少有的离乡务工人员集体返乡的时机，乡贤群体在春节期间举办团年饭、“土春晚”、老人红包、孝心比赛等文化活动。这类文化活动作为标志性事件自推动起就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参与，增强了L湾村民的地缘身份认同，强化了乡贤与乡村文化网络的联系。乡贤与村庄的情感联系得到重新联结与加强。乡贤以情感符号对乡村文化网络的重嵌成为乡贤进一步投身乡村建设的契机，为后期参与乡村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2.物质嵌入：以资源输入重嵌乡村经济网络

随着情感嵌入的深化，乡贤开始尝试通过经济建设来回报乡村。从最初的物质单向输入到后期组织村庄开展经济集体行动，乡贤逐渐以资源输入重嵌于乡村经济网络。乡贤群体先前在城市中再建的社会网络与乡村场域进行联动，与村湾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乡贤投身乡村建设进行物质输入具有双重动机，既受到建设乡村愿景驱动，又受到社会网络影响。声望是流动人口进行社会比较的重要事项，在城市中积累了较多经济资源的“关键少数人物”以建设乡村增强自身声望，从而巩固自己在群体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中的重要位置。而该群体往往占据社会网络中联系较为频繁的核心网络，作为活动的发起方对城市中再建的社会网络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乡贤网络的非正式规范在核心网络的领导下得以构建。乡贤群体不参与建设乡村的过程就难以参与伴随其中的隐性交往，可能导致其利益受损，甚至成为再建社会网络的孤点，排除在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之外。因而，乡贤群体适应这种规范既出于回归乡村的情感性逻辑，又出于维持网络关系的工具性逻辑。对此，发起者之一李尚文说道： 

“城里虽然好，但总归是空的，我们根还是在村里，百年之后，我们埋也是要埋到这里。更何况毕竟是靠着村里的人我们走出去的，所以当然要回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是人一点感恩的心没有，就搭不到伙（不能一起共事）。”（访谈资料：B20200111）

在乡贤嵌入乡村经济网络的过程中，资源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方向经历了单向物质输入到双向经济嵌入的转变。在第一阶段，乡贤向乡村单向物质输入，进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在L湾乡贤自发投入乡村建设时，参与乡村建设的乡村能人比较少，随着关键能人的带头示范作用，在城市中“再建”社会网络的离乡务工经商者越来越多地加入乡贤理事会并投身乡村建设。能人网络更加紧密地扎根于乡土社会。在第二阶段，乡贤与村庄双向经济嵌入，成立村民合作社，开展集体行动。在乡贤群体示范效应下，村民也被赋予义务进行村庄建设，以“乡贤为主，村民为辅”的筹资方式发展特色农业与旅游业，以开展集体经济行动的形式寻求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乡贤群体的经济行为逐渐往村庄转移，重嵌于乡村经济网络的同时也重塑了原本的乡村经济网络。回归的乡贤群体重返乡村经济活动的并利用其核心位置调动全村的资源，激活并重嵌了乡村经济网络。

3.身份嵌入：以乡贤权威重嵌乡村治理网络

在情感嵌入和物质嵌入的基础上，外出务工经商群体被正式赋予乡贤身份，开始全面参与乡村振兴。在基层政府的非正式化授权下，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行动逻辑以及与村庄的主体关系变得更加深刻与复杂，乡贤不再只是非正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而是被赋予治理主体身份，从而嵌入乡村政治网络。

在基层政府引导以及村两委的参与下，乡贤嵌入乡村政治网络的过程分为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基层政府释放确立乡贤身份的政治信号，从而改变非正式网络结构。在政府引导与自主发展的双重动力下，L湾多年来参与乡村建设的乡贤被政府正式认可并成立乡贤理事会组织。政府在村庄公开设立“入贤申请书”的准入制度以及“贤德榜”的表彰方式，以保证乡贤群体质量以及群体认可。第二阶段，乡贤权威凭借已获得社会资本嵌入村民自治网络。离乡务工经商群体被赋予乡贤的身份后开始领导全湾村民定期举办“村民小会”，对自然村内部事务进行表决，依照表决结果并开展集体行动。由于在乡村文化网络与经济网络中的良好嵌入，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范围顺利拓展到更广阔的村民自治中。本阶段乡贤群体开始带动村民发展集体经济，同时村委会与基层政府开始监管乡贤理事会的经济事务，以此规避村民经济损失的风险。第三阶段，乡贤利用政治网络中的信息桥身份双向传递信息，强化村庄政治网络。X村村委会下辖20个自然村，难以直接获取L湾的信息。乡贤理事会的出现连接了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沟通网络。村委会通过加入乡贤理事会的线上平台获取L湾村庄的信息，乡贤同时通过与政府的连接为自然湾争取对接资源。乡贤进行上传下达，成为推动自治下沉的基层力量。

“乡贤返场”既是“国家在场”政策引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也逐渐成为“国家在场”基层治理格局中的补充性自治力量。基层政府通过间接性的引导行为促使乡土社会网络向乡贤治理转型，使得L湾由无序型村庄治理逐渐发展为原生权威型村庄治理。在L湾，政治权威在乡政村治的格局下逐渐退出，乡贤的回归为村庄带来大量资源，嵌入了乡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网络。乡贤成为以经济权威为主、文化权威为辅的内生于L湾的治理权威。身份嵌入意味着乡贤对于乡村社会嵌入的深化与结构化。首先，乡贤理事会的形成使得乡村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和关系密度得到了提高。乡贤网络的再建与重嵌使得村庄的联结不断加强，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交往和情感使得村民的行动与认同单元不再是家庭，村民拥有了统一的意志，村庄拥有了建设乡村的共同愿景。其次，由镶嵌于熟人社会的乡贤进行治理，村庄内部交往的透明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成本，让个性化的意见有了表达出口，乡贤治理成为村民与基层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最后，再建的乡土社会网络形成了以乡贤群体为核心的整体网络，让乡村在城市化的冲击下脱胎于传统社会网络并构建了新的非正式的再组织形式，从而让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原本原子化的村庄建立了紧密的社会网络，形成了嵌入的公共权威，使得村民自治释放了新的活力。

五、结论与讨论

乡贤既凭借其影响力和权威嵌入乡村社会网络，在村湾社会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同时又凭借其信息和资源优势赢得基层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乡贤治理是连接基层政府和乡村社会的重要节点，在乡村治理网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桥梁、纽带地位，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本研究基于鄂北L湾的典型个案探讨乡贤治理形成的社会网络机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跳出了乡村治理场域本身，将乡贤治理的形成置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之中来考察，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检视。

鄂北L湾乡贤治理的社会网络机制包含了人口外流而“脱嵌”乡土社会网络、乡土社会网络在城市中“再建”、乡贤网络“重嵌”乡村社会的动态过程。流入城市的离乡务工经商群体以乡贤身份重新镶嵌入乡村社会网络和治理结构之中，不仅仅是资源要素从城市回流乡村的过程，还是现代化、市场化的新理念、新规则、新规范冲击和重塑乡村社会的过程。乡贤作为城市和乡村社会网络的连接点，推动了城乡资源要素的良性流动与深度融合。值得一提的是，L湾乡贤回流农村并非是简单的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绝大多数的乡贤仍然继续在城市中务工经商并相互保持紧密的社会联系，然后通过城市和乡村“两边跑”和资源持续输入乡村的方式支持乡村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贤治理既通过乡村权威的嵌入和治理结构的改变提升治理效能、激活乡村资源要素，还能通过乡贤在城市中的共建网络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持续提供资源支持。

本文的研究表明，乡贤治理有效的关键不仅在与乡村内部各主体间的资源互补与治理协同，还在于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与深度融合，以及乡贤在其中扮演的桥梁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有效治理不能简单依靠离乡务工经商群体从城市彻底回流农村以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还必须高度重视在城市和乡村“两边跑”的乡贤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内源动力和外源支持紧密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新型城乡关系中，城乡间流动的乡贤群体在城市找到合适位置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是值得在实践中持续探索的重要方向和在理论上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虽然经过个案深度剖析取得了一些有价值和启发意义的结论和观点，但是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突破和探索。第一，本文研究的鄂北L湾是一个自然村，乡贤治理的空间尺度跨越自然村（村民小组）、行政村、镇域乃至县域的多层次治理单元，自然村尺度下乡贤治理形成机制的探讨能否拓展到更大空间尺度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社会网络变迁机制在不同空间尺度乡贤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机理还需通过多尺度多案例的比较分析来深度剖析；第二，本文研究鄂北L湾乡贤治理形成的过程和机制，具有一定的情境依赖性和独特性，由于各个地区乡村的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未来仍需通过更广范围、更多类型的案例分析进一步检验和拓展本研究的结论和观点，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离乡务工经商群体的离场与返场背后的时空连续性；第三，乡贤重嵌乡土社会网络相较于大学生村官、驻村干部、下乡工商企业等外来主体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及不同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及互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第四，已在城市中站稳脚跟的乡贤重嵌乡土社会网络与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创业有着本质不同，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向村湾输入资源基于乡土情怀和代际反哺，这种模式在未来若干年后能否持续存在会遭遇多方面的挑战，这尚待进一步追踪调查研究。

注：封面图片源于vcg.com

华中大社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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